我最亲爱的地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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诗意人生
我最亲爱的地方
文｜姜兰
在我心里，有一个最亲爱的地方——襄北监狱农场，那里承载着我童年快乐的时光，有慈祥的外公、严厉的外婆，有大段大段野外的自由生活，多希望自己有绘画的能力，将留存在记忆里这亲爱的地方永远记录下来……
我的外公8岁读私塾，12岁时父母去世投奔姐姐，姐夫在德国人办的教会里教书，央求神父留下外公。神父问他想学剃头还是学医，他毫不犹豫地说学医，可教会中前来学医的都是富家子弟，神父看着矮小的外公，丢给他一本满是拉丁文字的厚厚医书说：一个月以后我考考你再说。
这一个月里，外公在教会医院打杂，偷偷观察医生治病、开处方之余，整晚借着月光、蜡烛背诵医书。一月以后，当神父随机抽查书中两页内容外公背诵如流时，神父收下了他，让其在每天清洗完做弥撒每排座位旁20多个痰盂后，可以坐在讲堂最后一排听课。学医6年，外公用了3年时间完成学业，并拿下当年医科考试的第一名。
1930年，冯玉祥的部队开拔至枣阳，对外征招医护上士。15岁的外公报了名，由于上士相当班长，而班长以上部队士官集体加入国民党，没有通知也没有任何仪式，只在个人档案中记下一笔，也正是这一笔，让解放后的外公身陷囹圄。在入伍一年以后，外公以探亲的名义请假回家就再没归队，开始在枣阳行医、成亲，并建起了一座300平米的大宅子，之后我母亲及兄弟姐妹八人相续出生，由于外公医术高明，枣阳一带，连镇长夫人生病都专程请他去。
名声在外，民国时期，法律规定任何医院、诊所不得私自收治枪伤病人，而外公仍冒着风险，收治了不少地下党员，但这一善举因外公不记得这些人的姓名而终在监狱里没有帮助到他。这一时期——除1940年中日枣宜会战期间短暂离开枣阳避难外--是外公最为顺遂之时，每日行医后，或种花、或听堂会、邀约喜爱戏曲的朋友到家吹拉弹唱，不亦乐乎。
1949年，枣阳解放，成立人民医院，院方邀请外公去当副院长，心高气傲地外公拒绝了，他觉着自己开诊所，不受管束自由自在更好。新成立的人民医院开在外公诊所的同一条街，那里门庭冷落，而外公的诊所因是老字号终日排队。
1955年适逢肃清反革命运动，一次人民医院照例请外公去为新入行的医生讲课，谁知授课变成批斗，当场宣布外公的罪状，说他在行医期间先后治死了6个人（而在1979年外公平反时，调查核实那治死的6个人全都活着），同时的罪状还有一是国民党员；二是与社会主义不合作，对着干。之后，外公被判有期徒刑两年，发往襄北监狱农场服刑改造。
服刑的两年，是外婆遭罪的开始，也正是有个服刑的父亲，我母亲所在8个子女没有一个当兵、上大学，也四散在湖北的各个地区。
外公服刑期满，由于他觉着自己判了刑回枣阳没有颜面，便在襄北监狱医院参加了工作，也将枣阳的外婆接到了这里生活。塞翁失马焉知非福，也正因为在襄北农场生活，让性格孤傲的外公躲过了“文化.大革.命”的冲击。
三十余年，外公在医院背后一排平房里默默生活着，房前种了许多各色花朵、蔬菜，有迎着日头开放的太阳花、向阳葵，有月季、玫瑰、牵牛花，更多的是玉米、芝麻、蓖麻子、黄瓜、丝瓜和时令蔬菜，我从一岁到三岁便在襄北监狱农场与外公外婆住在一起。每年暑假都会来这里，每天都是听着对面驻军部队的早中晚号叫作息。儿时最喜欢帮外婆摘玉米，每到下午，外婆一声令下，我便飞奔而去，站在比自己还高的玉米杆旁，死命掰那沉甸甸的苞谷，将上面的玉米须小心地扯下来，拴在我的塑料娃娃头上当头发。
我的表姐妹很多，每年放假都会聚在外公处，襄北农场在我的记忆里就是瓜果农场。盛夏，外公会带我们到农场公社，和邻居排着队，领许多的西瓜、葡萄、苹果、水蜜桃等水果囤在家里。每周六、日，对面的驻军部队还会在门前的大场子里放露天电影。电影的内容一点也不记得了，只记得电影结束回到家，外公肯定会杀几个大西瓜，慰劳我们这些搬着椅子走了大段山坡的孩子们。
还有上山打枣、池塘摸蚌、中药库里爬树摘梨，到集市上去扯驴子的尾巴，都是让我永生难忘的记忆。有人说童年生活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，也许正是童年这些快乐、明朗的记忆汇聚成一汪清澈的底色存留在我的心里，给了我面对困难、挫折的勇气。
十一回一趟天门老家之后，一家三口踏上了这次寻亲之旅，尽管外公外婆早已不在，尽管居住多年的那排老房子也消失无踪，举目皆是良田，然襄北监狱医院、监狱那高高的有电网的围墙、对面的驻军部队（早已改换编制与番号）、中药材仓库仍在那里，仍能清晰地唤醒我的童年……站在田野间的小路上，情感如潮，似乎一草一木轻易便会触碰出我的泪水，尽管时过境迁，但此行让魂牵梦萦的记忆落在实处，再次回应了生命，再次望见了童年。
——斯情斯地，仍寄托在这片无垠的田野里，这是我最亲爱的地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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